（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
近期，大疆董事长李泽湘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关于科技创业以及教育改革他的洞察。李泽湘认为，目前我们的应试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所以很难出工业巨头。同时，对于当前应重点投入的领域，他表示，卡脖子的都重要。
以下是李泽湘采访内容摘编：
1.谈创业孵化：应试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就很难出工业巨头。民工红利、人口红利已快速消失，我们未来靠的是工程师红利、创业者红利，但大学并没有做好准备。
这就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要让人找到目标，明白要做什么。
我首先是一个老师，我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必须探索改革办法。松山湖基地的功能：一方面孵化一批科技公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从这里得到的对人才的要求反馈给学校，开展新工科教育，使两者互相匹配，互相促进。
在我早期孵化的公司里，比锐是中国第一个做出LED焊线机的公司，客户拿着钱来等。后来失败了，一是因为关键时刻几个创始人吵架；二是比锐当时既做中端机也做高端机，同时开两条战线是学生创业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一定要让一款产品进入市场完成闭环了，你才去做第二个。
今天我们孵化了60多家公司了，成活率大概80%，独角兽或准独角兽有15%。现在一批公司都在起来，不见得都多大。能看清方向，知道怎么组织资源解决关键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谁都没办法预测下一个平台是什么，你只有把一套创新方法、教育和生态建立起来，打造好，才会陆续出来你现在没法预测的东西。就像硅谷、以色列、深圳。
创新需要开放的、多元的、碰撞的环境。教育也要多元化，你不能从清北到职校都用一套衡量标准。Single metric（单一指标），所以出来的人就千篇一律了。
2.谈科技：卡脖子的都重要，但没人愿意做
当年二战和朝鲜战争时，对真空管以及后面的三极管有很大需求，美国政府支持的一些科技公司都布局在硅谷了。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也把以前支持东部学校的经费倾向性地给了斯坦福、伯克利。这是一个政府、军方、高校、企业、资本多方互动产生的生态。
卡脖子的技术都重要，但是没人愿意做。这是个很长的链条，比如ASML的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一个核心，芯片封装环节需要焊线机，前面设计环节需要EDA软件。用来生产光刻机零部件的机床（工作母机）也很关键。大飞机、高铁、电脑、手机、芯片都需要机床，任何一件东西都离不开它。工作母机没了，或是做不好，所有工厂都动不起来。
现在中国能做普通精度的机床，但精密的、高端的机床，全球就日本、德国、瑞士，那么两三个国家能做。中国用来造高铁、飞机的高端机床都是引进的，而且只能用在特定用途，它给你全球锁定，你去加工别的东西马上报警。你进口，别人也不卖你好的。
国家对高端机床一直都有投，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快50年了，每个五年计划里机床都是核心之一。几年前有一个04专项，投了几百个亿来做机床，但专项结束后，我们跟国外的差距没有缩小。
一是机制问题。我们的机床厂大部分都是国企：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后面变民企了）、昆明机床、秦川机床、一重、二重等。国企改革深入到这个领域就没能往前走了。这种项目，你支持三年四年是不够的。民企也有那么几家，但民企不可能汇聚那么多人才。
二是以前我们有好多机床研究所，改制以后都变企业了，跟它配套的东西就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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