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吴军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3 年后,吴军赴美留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2002 年,吴军博士毕业,进入 Google ,成为早期员工。


这段经历在《浪潮之巅》前言里也有些影子,“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进入 Google ,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上,吴军得以感受技术和商业双重浪潮扑面而来的震撼,他迅速跳脱象牙塔的局限,在市场需求推动下搭建 Google 中、日、韩搜索算法,同时也受 Google 工程师驱动型文化的影响,研读大量一手市场数据和公司财报。


写作更像是吴军“蓄水”过程中,《数学之美》是科普数学原理,《浪潮之巅》剖析公司兴衰、科技与商机背后的规律……今年他完成了《信息传》,趁着这本推出之际,风马牛采访了吴军博士,请他聊聊对风险、谣言、长期主义和教育焦虑的看法。


以下是与吴军的对话。


“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比政治家大得多”


风马牛:目前全球疫情还很严重,您也是在这期间完成了《信息传》。这本书里您多次提到香农,他也生活在一个剧变时代下,所提出的新思维给人类带来了很大改变,您觉得这次疫情会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怎样的改变?


吴军:我觉得首先是对风险的防范。以前我们也说防范风险,但大家想到的一般是经济、金融上的风险,对社会上其他风险还是比较忽略的。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提示说,将来会有类似这种全球公共卫生的危机。


除此之外,疫情也告诉我们,原有的产业链设置本身也不是很安全,比如我们过分强调了相对价格或者比较价格的优势,忽视了安排产业链时要有一些备份。全球化的时候,大家想的都一样,都是利益、挣钱,没人想到有一天因为某个地方疫情出问题,供货会供不上来,很少有人考虑到。


风马牛:对您个人而言,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吴军:这次感触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人类特别不成熟和不理性。其实防控疫情有一半的问题不是来源于病毒本身,而是来源于大众,也不是说政府部门的建议有什么问题,而是不管哪个国家的大众,都很难真正遵守这些防疫措施。因此会不断看到有各种意外事件发生。


还有一点感触是,结束疫情最终要靠疫苗,真正到了这时候你会发现,政治家甭管表现好和坏,影响都不是很大,疫苗出来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推动科技进步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比许多政治人物大得多。


“如果只有资本这一种力量,优势一定越来越聚集”


风马牛:我们都知道《数学之美》《浪潮之巅》是您当初写的谷歌黑板报集结而成的,这些年也出了很多书,今年还有一本《信息传》。您写作时,很喜欢搞清楚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和您的学术训练有一定关系吗?


吴军:现在的媒体和 50 年前的媒体相比,媒体人的责任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媒体的文章更主观,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解读一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公司的时候,都得读原始材料,要问这个是从哪来的。


后来跟一些从事生物工程、制药的人聊,即便论文已经发表了,这些工程师都得自己重新做一遍实验,不是信不过这些科学家,而是人免不了因为利益相关,对坏的事情不自觉淡化,对好的会夸张。平时糊里糊涂也没关系,但如果到了要写书,或者做产品的时候,事情就必须真的搞清楚。


风马牛:现在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会根据你浏览、点赞过的东西给你推送新闻。有一个词叫“圈层化”,有人觉得这种算法推荐机制让圈层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吴军:确实是有这个问题,老看那些个性化推荐的内容,你会以为世界上就那么点事儿。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把手机上 cookie 这些东西删了就行。


风马牛:大家都会用智能手机,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有 cookie。


吴军: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就不是问题,关键是好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风马牛:这对不知道的人影响更大。有什么办法吗?


吴军:媒体的多样性很重要,要防止一家独大。美国现在 48 个州对 Facebook 提起反垄断诉讼,这是很有必要的,必须要有一些强制性的外力维持平衡。我们宇宙中有 4 种基本作用力,如果只有一种的话,宇宙一定是缩成一团。


如果只有两种,它也不平衡,要么缩成一团,要么像爆炸了似的。4 种力量的平衡,才会有星球。所以需要有规则,相当于是一种外力,能够维持平衡,如果全部自由发展,实际上就只有资本说话这一种力量,最终优势一定越来越聚集。


“真正的长期主义一般人做不了”


风马牛:您做过一段时间的二级市场投资,现在做早期投资,您怎么看类似特斯拉、Zoom 这样今年走势特别好的股票?


吴军:Zoom 是一家很好的公司,还会发展。特斯拉现在肯定估值过高了,我朋友有一种观点,他认为特斯拉的价值是 0 。我说为什么是 0 ?他说全球整个汽车行业的净利润是 0 ,一些公司,比如大众、丰田,这是盈利的,另一些公司,像福特和通用这样的,基本不盈利,所有这些公司净利润加起来基本上就是 0 。


而汽车公司股票的市值只反映了固定资产,过去半个多世纪就是这样,哪怕将来电动汽车取代了所有的内燃机汽车,只要它还只是一辆汽车,这些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刨去它的固定资产,那都是 0 。特斯拉今天的市值比全世界所有汽车公司都大,但几乎没有固定资产,所以他认为特斯拉的价值是 0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这个朋友看问题的思路是大家应该有的,看这一家公司有没有意义,不止看最近业绩涨不涨,要看它最终目标实现的那天。我们老讲长期主义,长期主义不是 10 个月、 20 个月,或者 3 年、 5 年,可能要看 10 年以上,看它最终能走到哪一步。如果继续做汽车行业,就还是个制造业,它需要重新定义一个生意,重新定义一个声音。


风马牛:那您怎么看长期主义这样的投资理念?


吴军:真正的长期主义一般人做不了。我们几个朋友也拿出一些钱给基金投资,但是我们个人投资效果比基金表现好很多。原因很简单,我们投进去的钱没指望着花,就会投那些十年后才管用的事儿。不管是一级、二级市场的基金经理也好,所谓风险投资的合伙人也好,老板都得考察他们的业绩,三年五年投不出真正的技术发展。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有谋生的压力,做不到真正的长期主义。


要真想做长期主义,自己得有一定的条件,还得对某件事有热爱,可以放弃一些东西,花个 10 年 20 年就做这件事,最后做成一件大事,包括像屠呦呦这样的学者都是如此。这才是我们说的长期主义,如果说 20 多岁的年轻人马上想有房有车,就没长期主义可谈了。


“好多企业到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风马牛:现在是信息时代,您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常识是什么?


吴军:首先大家要尊重物理常识。比如不管电动汽车还是内燃机汽车,热效率不可能达到 100% ,一定有损耗,这是基本的物理学常识。信息产业也有基本常识,举个例子,信息压缩得太厉害,哪怕算法水平再高,也一定丢失信息,不可复原。


大概 2007 、 2008 年,中国出现了很多视频网站,因为带宽流量费用太高,赔钱赔得一塌糊涂。有两家企业找到我,让我介绍技术好的人,说视频大小压缩不下来,压下来以后就有色块,没法看。我说这叫做缘木求鱼,根本做不到。这是信息论的常识,压到一定程度,信息就丢失了。花了那么多钱找工程师做这种做不到的事,不是自己耽误事吗?他们的商业模式一开始就制定得不对,永远亏钱,好多企业到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风马牛:他们认为常识是一种可以解决的难题是吧?


吴军:对,他以为咱们这速度总有一天能够达到光速,根本达不到,那是一个物理极限。


风马牛:今年因为华为的事,国内对芯片、原创技术的讨论很多。您觉得国内企业做芯片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吴军:至少三个。第一个,芯片的老祖宗罗伯特·诺伊斯说过,半导体成本低得不得了,就是沙子和铜线,低到了修一个电器都比造电器还贵,那它值钱的是什么?是谁能把沙子和铜线变成电子元器件,这是关键工艺,工艺背后是技术。


实际上半导体制造,大家买的光刻机都一样,都是从美国、荷兰或者日本那几家公司买,台积电用的和大陆这些企业用的都是一样的,关键在哪?台积电能保证, 5 纳米、 7 纳米这种技术要求很高的芯片,成品率能做到 80% 以上。但大陆一些企业,哪怕十几纳米的芯片,成品率一半没有,没法在市场上竞争。


工艺需要工匠精神。台积电原来有一个 CTO ,在斯坦福当过教授,他说像台积电这种企业里,在生产线上调光刻机设备的工程师都是博士毕业以后,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这十几年就在做这件事。所以稍微有一点不对,工程师就知道大概哪里出了问题,他们都很有经验。这是一个有长期经验的企业,培养出来的工匠精神。


大陆各种机会太多了,你见过哪个工程博士毕业,在一线干活超过 4 年的,就算他同意,他的丈母娘都不同意,会埋怨他怎么还是一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一个自己管自己的人,连个经理都不是。


第二个,测试很重要。集成电路里大概有一半不是完成功能的电路,而是为测试准备的电路,芯片一旦有问题,马上就能知道。如果没有测试电路,芯片封装之后才触发问题,是没法重拆下来的,只好把整个产品扔了。比如一块有 60 亿个晶体管的英伟达芯片,坏一点可能就完蛋了。


第三个,今天中国大陆芯片总产量不低,低端芯片都没问题,真正有问题的就两个,存储器和处理器。先说处理器,处理器关键是要形成一个产业链。比如说 Intel 处理器和微软高度耦合, 因为 Windows 的开发团队会派人到 Intel 设计团队里,处理器一变化,马上去优化自己的操作系统。


所以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这些是高度相关的,要对知识产权有足够多的尊重才行。如果大家都 copy Windows ,不给钱,就出不了微软这样一家公司,也出不了足够强大的处理器,这是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存储器。存储器是集成度密度最高的芯片之一,投资巨大。今天一条新的存储器生产线价值差不多是 200 亿美元,初期投资还不光是这 200 亿美元,技术投资也是巨大的,单靠国内某一家企业很难实现。


“不要觉得现在压力大,将来压力更大”


风马牛:现在因为生存压力比较大,大家提倡做一个“斜杠青年”。您职业生涯中也做了很多跨界的事情,您怎么看“斜杠青年”这个词?


吴军:做好什么事,需要差不多 1 万小时。一门课考 100 分,比 5 门课考 90 分不知道强多少。任何一个产品如果你做得足够好,利润是其他人的 10 倍。蜻蜓点水的方式一定挣不来大钱。你做任何东西,得奔着专业水平去,用专业的方法来做,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然后才能够跨界做几件事,每样会一点没用。


乔布斯不是说过吗, 一个一流工程师顶得上 50 个二流工程师。要说现在压力大,将来压力更大,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在你的同龄人中,你做得比别人优秀,只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精通很多领域的事。


风马牛:现在对“内卷”这个概念讨论很热烈,尤其是很多家长,把学习搞成了“军备竞赛”,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吴军:有三点建议。第一个,我总这么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给的礼物,他都有他的天分。作为家长,如果真想对孩子好,就去挖掘他的天分,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不要老想走别人走的路,别人成功的经验对你自己的孩子来讲,可能是个陷阱。


第二个,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习惯。前两天有一位家长给我写邮件,说孩子做作业极不认真,怎么办?我马上问她,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在干嘛?她说孩子爸爸在忙他的事,有时看看网剧,有时看看手机,我在孩子旁边玩玩手机。我说行了,你们俩在玩手机,你凭什么叫孩子做功课?如果家长真的是为孩子好,大人应该有点大人的样,换位思考一下,想想孩子天天心里怎么想的。


前几年我还跟我太太讲,我爸他是国内第一批做太阳能的,那时候做实验的自动仪器不是那么好,他要手动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大年三十晚上,北京怪冷的,他还得到实验室去记一个数据再回家。如果大人天天是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孩子就不会在那偷偷看电视、玩手机了。所以家长别老逼着他,要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终身学习。


说实在的,我看过很多清华北大的学生毕了业以后不读书的,你们家孩子如果毕业后还继续学习,用不着三年就超过那些所谓名校毕业的。这个不用太焦虑,终身学习很重要。


第三个,我觉得孩子除了书读好,将来成为一个好孩子特别重要,比成为一个学霸更重要。孩子从小能够体会到,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好好生活,做一些感兴趣的事,也能帮其他人做点什么,要有这种心态。而不是说来到这儿前 18 年是吃苦,接下来大学 4 年还是吃苦。吃完苦了,就指望一夜之间有房有车,发现社会没有给房给车,整个价值观就都亏了。我觉得这个是孩子成长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单纯说成功不成功更有意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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