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未来工资水平还会持续提高，初次分配改善将更加明显

　　联系人口增长趋势及结构变化来讨论经济问题及政策应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经济学说史，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此前的传统农耕经济是“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人口增长长期停滞。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物质产品逐渐丰裕，使人口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不仅正增长，而且增速加快。工业经济以人口，进而劳动力增长为先决条件，开启了亚当·斯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也肇始了凯恩斯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宏观经济学，同时推动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观察，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机器取代劳动”。在劳动力持续增长的条件下，这不仅会恶化就业，而且会积累贫困。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积累规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

　　由此，人口进而劳动力增长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背景，成为其暗含前提。那么这个背景和前提的改变，将使整个经济学讨论的基础及政策应对发生重大变化。而当下，中国乃至世界都开始面临这一挑战。人口老龄化，首先是劳动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期看，人口还会负增长。这些已开始改变经济发展的条件，进而改变经济发展的状态与趋势，当然也需要新的应对。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不同于传统生产过剩式的经济危机的新型危机。它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与人口老龄化所预示的代际更替问题高度相关。显然，应对这种新型危机的办法也就不同于以往，由此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逻辑。传统货币政策是基于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调控利率。但在快速去杠杆的情况下，会因市场的流动性极其短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央行必须履行最后的贷款人职责，不得不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进而使利率直降为零。此时货币政策就只能用扩表，缩表控制，成为区别于调控利率的第二种政策，目前又演变为发货币买国债的财政货币一体化的第三种货币政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口老龄化正是我们自己面对的现实，而且比发达国家还严峻。结合人口的变化趋势来梳理中国经济发展思路，不仅重要，而且急迫。

　　我想结合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来讨论当下人们关注的三个热点问题。即：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建设及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延缓。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人口就开始大幅下降，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每年下降200-300万，加上退出市场的劳动力，中国劳动人口10年累积下降近4000万。与此同时，同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开始下降，由2008年的0.491的历史高点下降到2019年的0.465，十年下降近0.03个百分点。我们注意到，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

　　新进入市场劳动力的下降首先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沛程度的减弱。目前，15-45岁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致使城市化率已呈现出放缓的态势，由过去1.5%下降到目前1%以下，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过去的存量增量共同转移，变成了纯增量转移。在用工需求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最低工资水平持续提高。过去十年，全国所有省市最低工资水平都有了平均每年有10%左右，大幅提升。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提高幅度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般都有年均10%以上的上涨幅度，意味着其收入在6-7年内翻番。农民的务工收入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最主要组成部分。一般看来，农民家庭来自城市的收入，约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0%以上，其中务工收入又占了50%以上。最低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使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成为过去十年中收入改善最快的群体。由此，农民年均收入增速高于GDP 的年增速不仅构成了告别绝对贫困的重要基础，而且成为改善了基尼系数的主要途径。

　　新进入市场劳动力的下降其次表现为城市就业压力的缓解上。过去十年调查失业率始终未超过5%，同时，市场求人倍数始终大于1，这都表明那个就业岗位供略大于需，进而促使平均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组经济现象，在过去十年中，十一五规划所提出 “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所占的比重，并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同步，在国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并与GDP增长相同步，始终维持。与此前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 增长的情况相比，这一态势明显改善了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关系。

　　过去的十年，因GDP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不仅居民收入实现了倍增，而且预示了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开始过拐点，进入后半段。目前，从过去十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来看，中国劳动人口仍在下降之中，这表明未来工资水平还会持续提高，初次分配改善将更加明显，从而为共同富裕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这意味着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就业持续扩大，在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就有更好收入增长的机会的同时，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的剪刀差也会改善。从而就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不必过度依赖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我们注意到，在这方面改善，既有因劳动人口下降而就业压力不大的条件，同时也有城市化的潜力。从全球情况看，当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时，城市化率约为65%，而中国目前只有60%出头，即距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平均75-80%的水平相差较大，而且也未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如果持续深化改革，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使更多人受惠于城市化，就能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在少子化促使库兹涅茨倒U曲线后半段变得更加陡峭的情况下，做大蛋糕更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第二，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建设问题。以2012年为分水岭，中国人口抚养比开始再次上升，与此相适应，中国经济宏观杠杆率也由先前的下降转为上升。更为深刻的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抚养比较高的年代相比，那时抚养人口主要是少年儿童，而现在主要是老年人.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退，而且造成家庭，资产负债表维持的困难。并由于这种困难，使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养老的责任。

　　回想起来，十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使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促使我们开始研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能力问题。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观察，中国还有能力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因为还有一个资产，就是国有资产可以填补这个缺口。实践上也是这样做的。自2003年起，凡国有企业上市，就要将流通股IPO市值的10%折合成股份划归社保，2018年，又要求将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保。

　　2012年，在我们编制当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时，曾对社保这一缺口及其弥补做过测算，按1992年中国资本市场市值计算，2020年中国社保缺口的弥补需要将30%的国有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权划入。从那时算起，八年下来，目前累计划入社保的国有资产的数额与我们当时预计数基本相符。仅2020年就将金融机构和93家央企国有资本总额中的1.68万亿一次性划转社保。

　　按当年的预测，2030年中国社保缺口的弥补，将需要按2012年市场计算的80%的国有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股权的划入。如果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话，很多问题的讨论逻辑就变了，那个时候中国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社保的控股了，国有资产相当部分成为养老金资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有企业正在成为全民所有企业，因为它是全民的养老金的重要来源。

　　养老金支付是硬约束，不仅要支付，而且要现金支付。因此养老金资产处于可变现状态就十分必要。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股份的越来越多地由养老金、保险机构等持有。这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甚至基石参与者。与此同时，一个事实也日益明显起来，一旦养老金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要持股者，企业的治理结构及行为也会更加市场化，从而更有效率。这是因为养老金及时现金支付的硬约束，迫使上市公司必须加强经营管理，加快技术进步，提升效益业绩。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资本市场，将现有的国有资产推到可变现状态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行动方案，特别强调了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安排。这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企业应提高效率的论点提供了可行性。我们认为，深化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第三，人类社会进入长寿时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0-14岁人群，达到2.64亿人，总人口的18.7%，不仅人口结构开始向“柱状”收敛，而且预期寿命有延长之势。1949年，中国的预期寿命为35岁，2019年已延长到77.3岁，预计2030年将超过80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人口中位数已由1960年的21.3岁上升到2020年的38.4岁，六十年增长了17.1岁。

　　在长寿时代，如何提升经济经济增长，至少延缓经济下行速度，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因，人们开始讨论老龄化社会的储蓄和消费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长寿时代，储蓄和消费也正在出现悖论。根据国外，尤其日本的经验教训，需要在需求侧采取措施扩大消费，要创造适宜老年社会消费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如发展医养结合、健康产业等。但是，除此之外，对中国而言，更要注重供给侧的改革，组织动员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银发经济体制”。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因为要尽力延缓“未富先老”的趋势，必须维持经济发展的势头。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例如现在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退休后，身体仍然很好，能否组织他们到农村支教支医，既为他们增加了退休收入，更重要的是为农村提供了最为稀缺的服务。这是用人力资本的转移来缩小城乡差距，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来缩小贫富差距，并能维持经济增长。将退休后闲置的人力资本资源再利用起来，我认为这是发挥人口二次红利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