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博智宏观评论）
人口和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有两个观点我特别赞成：
第一，消除竞争障碍，允许企业进退。如果保护低效率企业，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应该让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去，让好的企业进得来。
第二，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我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仍比较低，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觉得有一些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第一，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增速呈回落的走势。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然后不断回落。同时，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9年的6%，平均每年回落约0.5个百分点。这段时间经济增速的回落恰好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增速的回落产生多大的影响？
第二，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国民储蓄率呈下降的走势。2010年国民储蓄率为51.77%，2019年降到43.86%。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国民储蓄率的下降的影响有多大？
第三，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降。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2019年仅增长5.1%。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CPI与PPI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CPI涨幅与PPI涨幅不同，PPI涨幅波动性较大，CPI涨幅波动性较小，但是两者的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PPI涨幅下降的时候CPI涨幅也下降，PPI涨幅上升的时候CPI涨幅也上升，PPI对CPI的传导作用明显。实际上，2012年之前，三个价格指数涨幅具有相同的走势，一是货物进口价格指数，二是PPI，三是CPI。这三个价格指数涨幅波动最明显的是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然后是PPI，最后是CPI，所以那个时候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动对PPI、PPI的变动对CPI的传导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但是，2012年之后，不管PPI涨幅怎么波动，CPI涨幅基本上是平稳的。所以2012年以后，PPI对CPI的传导不畅了。CPI与PPI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否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关？
针对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我想到了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问题，另一个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速的影响问题。先讲第一个问题。目前制造业领域正在大量使用机器人，将来服务业也会大量使用机器人，甚至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员的快递骑手都可能由机器人来替代。那么，将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吗？现在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将来也许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
再讲第二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针对计算机的迅速发展，索罗提出了著名的悖论，即所谓的“索罗悖论”。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索罗悖论，到处都能看到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是看不到它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我从国家统计局退休以后一直在研究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监测问题。所研究的内容与上述问题有一定关系。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是不一样的。例如，有的车主在滴滴出行注册，利用私家车拉活，获得收入；有的房主在小猪短租注册，将自有住房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新的经济活动通过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往往难以获得，容易被遗漏，在GDP里得不到反映。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大量信息，通过手机与朋友交流沟通、听音乐、看戏曲，这些服务往往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由于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这些服务在GDP中得不到反映，或者得不到充分的反映。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导致许多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功能不断增强，但价格不断下降。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大哥大值一两万元钱，但是它只有通话的功能。现在的一个智能手机功能强大多了，但是它的价格却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产品的功能大幅度提升，但是价格下降了。从统计理论上讲，一种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功能增强了，所伴随的价格上升不属于价格变动，而是属于物量增长，也就是属于经济增长。但是现在许多产品的质量提升了、功能增强了，价格却在下降，说明纯粹的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两者的价格差额部分应属于经济增长。由于当前的价格指数没有实施产品质量调整，相应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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