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国都在哪里？
当然是长安。
但是刘邦称帝是在哪里？如果你回答是长安，那肯定是错了。
公元前202年，刚刚歼灭楚军的刘邦，在汜水之北称帝，具体而言，他的称帝之处就是陶，即今天的定陶。之后，他把国都暂时定在洛阳，刘邦表扬汉初三杰的讲话，就是在洛阳。后来听取娄敬的建议，才决定建都长安。
这里的重点并非刘邦，也不是洛阳，西汉三杰和长安，而是一个地名：陶。
当我们看楚汉演义的时候，记住了咸阳、彭城、荥阳、成皋、沛县等诸多地名，却没能多关注一下陶这个地名，殊不知，在春秋战国乃至于汉朝，陶都是一个具有强烈存在感的城市。
而这座城市，和一个春秋时代的首富紧紧维系在一起，此人就是：
范蠡。
商圣范蠡。
一
越国首席军师下海经商成首富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得偿所愿，灭吴报仇。
然而，勾践最得力的助手范蠡不开心了，他深谙人心，知道那个鹰钩鼻子老大的德行，这种人一块搬砖可以，一块喝酒吃肉就不行，所谓能共患难不能共享乐的那种，于是辞职下海，干起了买卖活。
范蠡的下海不是没有把握的，一来他有理论储备，二来他有实践准备。
理论上，他曾经听过春秋首席经济学家计然的课，计然有七策，基本上都是经济上的，只用了五策，越国就复仇成功，还剩下两策，范蠡就捡个现成的，拿去经商。
关于智库资源被用掉多少，还剩多少的说法，不只是在计然这里，在文种那里也有。
文种也是辅佐勾践的天花板级别的军师，他制定了九术，只用了三术就成功，成功后，勾践就送了他一程，送他到越国历代先王那里去运用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的六术。
不管版本怎样，说明一个事实：越国的复仇灭吴计划，只是当时经济战略理论当中的一部分，计然和文种的战略思想，覆盖了战争和经济的方方面面。
实践上，计然的经济理论运用在越国身上，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范蠡也是这些经济战略的执行者，好不好用，怎么用，他都知道，毕竟是练过手的。
因此，范蠡胸有成竹地说：“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既然已经在国家大事上见效，我打算用在发家致富上。
范蠡经商，足迹在东部，在齐国，他换了一个马甲，名为“鸱夷子皮”。
先是在海边经营农业，创业是艰苦的，“苦身戮力”，迎着苦咸的海风，在海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都用不着怎样脑补。
没花多少时间，就富起来了，“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也就是大富。
跻身富豪榜，知名度再次爆棚，烦恼也来了，诸侯们又在向他招手，“齐人闻其贤，以为相。”
因为善于经营而被聘用为齐相，这说明在春秋时期，诸侯国还是重商的。
但范蠡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明显：纯粹的商人，不再和诸侯搅合。
他转身就跑，而且是裸捐之后再跑，从决绝的态度来看，他分明不想和任何一个诸侯国捆绑在一起。
二
春秋时第一大商业中心在定陶
第二次创业，范蠡选择了一个商业制高点，而当时的制高点不在洛阳，不在临淄，而是在陶。
为什么是陶？
范蠡的解释是：“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陶居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各地都在这里交流，货物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
也就是说，陶是一个商业大都市。
司马迁也认为陶是一大中心城市，“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从西周开始，就有洛阳是天下之中的说法，周的国都在丰镐，但又设洛阳为东都，按照周公的版图，洛阳是诸侯进贡上缴财物的地方，因为关中偏西，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的财物运输里程到洛阳最适中。
洛阳，是王朝进贡体系的天下之中；而陶才是真正商业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陶曾是曹国的首都，其地理位置可谓“襟带河济，扼控鲁宋”，黄河和济水是其衣襟，鲁国和宋国的必经之地。
而这个在后人心目中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曹国，在史上曾经是富强之邦。
曹国是周朝的嫡亲诸侯，其始祖是周文王的嫡六子曹叔铎，春秋时期不是七雄，而是十二雄，其中就有曹国：魏、楚、齐、赵、韩、鲁、卫、曹、宋、郑、陈、许。曹国的政治使命很重大，是要和鲁国一起拱卫周王朝东边的领土。更远一点说，舜在这里捕鱼，后来又在这里建宫殿，商朝的开国国君则在这里建都。
陶一带的居民天生喜欢积蓄，哪怕是吃得差，穿得不光鲜，也要存大把现金在保险柜里面，“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可见其货币存储量很大，购买力估计也很剽悍。
范蠡来到陶的时候，至少是在公元前473年之后；而曹国，在公元前487年被宋国所灭，但诸侯政权的更替，并不能影响陶的商业中心位置。
范蠡在这里，又换了个马甲，名为“陶朱公”，然后囤积货物，相时出售，他不太注重在贸易过程中的人的因素，而是注重时机，也就是说管你张三王五六麻子，我只管何时进货，何时抛出，人只是个执行的工具而已。
原文记载：“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三
春秋首富的发家周期：六年
从《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来看，范蠡第二次创业从事的是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又进行贸易，准确地捕捉行情，其利润空间在十分之一左右，“逐什一之利”。
而之后战国时代洛阳一代的商人，则是将其定位在百分之二十。
纵横家苏秦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未成，很困顿地回到家里，被人嘲笑，家人亲戚都劝他从事商业，在他们的口中，理想的商业利润是这样的：“逐什二以为务”，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战国的商业利润比春秋时代的提高了，或者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关于范蠡的盈利法宝，经营原则，史书并没有过多的阐述，既然范蠡听过计然的课，那么范蠡所遵循的应该是计然在会稽山课堂上所讲的“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物价高的时候就像扔粪土似地抛出去，物价低的时候就如同买珠宝似地买进来。
范蠡在陶邑再次致富，具体数额没有记载，但是他致富的节奏有记载，“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十九年时间三次登上富豪榜，平均六年左右，这和计然所说的每六年一个农业和财富轮回是相吻合的。
计然认为，当时的农业收成，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一次灾荒，在他的眼里，经济周期似乎就是十二进制，范蠡的发家周期正好踩在这个节奏上。
行走在计氏财富周期道路上的范蠡，很自信地把自己的财富抛出去，然后一路追上去，六年之后，扔出去的财富又稳稳地落到他手上。
范蠡既然已经看清了财富的轨迹，所以把财富裸捐出去之后，自然有把握再赚回来，因为他知道走到哪个阶段，就会在哪个阶段还回来。
范蠡生活的年代，与司马迁相去不到三百年，不算很遥远，所以其记载应该可信度比较高，史书中的范蠡也有可能是一群商人的综合体，甚至被理想化了。但至少也能看出先秦时期的商业生态：理论上遵循十二进循环制，进出上贵卖贱守，善于盈利而不贪利，善于在商人身份和诸侯身份之间做明白的切割，这一点范蠡比吕不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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