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3600字/6-8分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离不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形成的互相信任、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
政府上下级之间，政府与市场、资本之间，官员与企业、企业家之间，社会与知识分子之间，精英与民众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医患之间、劳资之间等等，不再是过去那种阶级对立、斗私批修、互相揭发、扣帽子揪辫子等内卷行为，整个社会氛围充满了信任，社会运行的成本和风险大幅下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快速进步。
学过管理学的都知道，如果一个组织缺乏信任，处处需要靠监督监视，人人互相提防揭发，那么这个组织的运行成本将会变的非常高，成员不是内卷就是躺平，最后直到衰落、崩盘。因为不信任，导致简单的事情过度复杂化，逐渐滋生为怨气戾气，社会系统大幅熵增，行动变得僵化扭曲，尤其是对外部变化的响应能力变得非常迟缓。因为组织成员之间都不信任，无论是上下级之间还是部门间，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出现危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可能不是一起面对问题而是逃避责任，这样就加剧了内部的明争暗斗。这个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除了王朝初期的开国新气象例外之外，大部分以党争内卷的形式贯穿于朝代的中晚期侵蚀国运。
只有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组织才富有韧性、效率和创新活力，各个层级的能动性才能被激发出来，所谓的分布式结构才能有效。否则，权力只能层层集中，最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高层手中，而下面的人一是怕担责，只得选择躺平，形式主义泛滥；二是为了向领导者传递忠诚信号，加倍完成一把手发出的指令，不惜一刀切和产生扭曲，全然忘了指令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内卷。
比如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指令向下传递层层加码，逐渐忘了疫情防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而是单纯为了防控而防控，出现了因为没做核酸或急诊关闭而导致急诊患者病亡的案例。这显然没有站在最高层的角度去执行命令，而是只为了自己不担责，却让整个集体或更高层担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一刀切地加大防控，导致医疗和公共资源过度使用，基层防疫人员和人民群众都疲惫不堪。这个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由于缺乏基层行动能力而产生的内卷——过度防控本质上是一种滥用公共资源。这一切的根源也是源自缺乏信任。
从一定意义上，基层执行者也是不信任氛围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因不被信任而没被充分授权。看一个组织的效率和韧性，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这个组织所能赋权的最小单位。红军和解放军为什么富有韧性和战斗力那么强，因为在长期的游击战中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作战模式——当然也没有办法中心化，中心化的组织一旦被打散就崩溃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我军之所以具有机动灵活的迂回穿插能力，就是可以将自主决策能力下放到班，甚至是三人小组。这一切，也都源自于信任，这在国军队伍是无法做到的。基层执行人员如果缺乏信任，会失去自主行动权力，也只能不断地等待来自权力中心的命令，机械地完成自己负责的一环，至于出了问题，与自己无关。不被信任，导致不想负责。
如果中央不信任地方，总觉着地方有自己的小算盘。上级不信任下级，总感觉下级贪污腐败。政府不信任市场、企业家，总觉得他们投机倒把、扰乱秩序、恶意做空。社会不信任资本，总觉得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民众不信任精英，充满怨气和戾气，动不动就骂汉奸卖国贼。精英也脱离群众，不屑与大众往来。银行不信任企业，总觉得企业会恶意逃废债。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不信任，总觉得会逃避监管制造风险。家长不信任学校，总觉得老师的正常管教是伤害孩子。患者不信任医生，总觉得医生过度治疗或不好好医治。中国不信任外国，总是觉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这个不信任的氛围下，怎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推动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运行很可能进入“不信任-互相伤害-进一步不信任”的死循环。
对官员不信任，天天督察巡视，地方官员干几年就换地方，很难不选择躺平。对市场不信任，一有波动就扣上投机倒把恶意炒作的帽子，其配置资源的机能就很难发挥。对企业家不信任，正常的商业往来和海外合作被认作剥削阶级和外国买办，他们怎么会有长期做事业的信心。对学校不信任，对医生不信任，老师和医生怎么做好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的良心活。对外资不信任，甚至要对外资企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就会很容易对国内的政策产生误解。
缺乏信任也是政策“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主要根源。一方面，由于高层对基层缺乏信任，权力不断上收，最后只集中到核心层，其他的层级只能做一件事：等待命令，否则就是多做多出错。另一方面，基层部门能动性和灵活性变低，对于上面发出的指令，宁愿执行过度以脱离担责的罪名。等待命令+过度执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层层加码，命令之外的事情完全不作为。这种行为看似具有较强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实是扭曲领导本意——自己不担责，意味着出了问题后都让领导担责。这是过度中心化，压力无法被分布式的体系分担的一种后果。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因为信任可以促成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必要的监督监察成本。然而形成普遍信任，从互害模式转向互惠模式，并不容易。如果说管理学的本质是激发人的善意，那么对一个社会来说，建立信任的社会心理基础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善意。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课题，因为人性复杂，善恶交织，善意和恶意，可能就在一念之间。真正能做到天下为公的圣人，总是少数。因此，一定要珍惜社会形成的信任氛围，因为一旦破坏就不可逆。社会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培养起来需要几年十几年，破坏起来却很容易。
一个信任型社会是怎么练成的呢？主要有两大基础：法律法治体系和文化信仰体系，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是非正式制度，两者都非常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类的很多行为，很多影响信任形成的活动并不是显性的，因此法律法治很难完全触及得到，需要社会舆论和文化信仰体系来补充，甚至这些更加重要。法律法治体系只是一种惩治和约束机制，却缺乏奖励激励效应。比如对于躺平的官员，不作为的老师和医生来说，很难说是违反了法律，他们这些行为只能加剧社会对他们的不信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死结，不信任增加了对立和过度监督，对立和过度监督加剧了不作为，不作为又加剧了不信任。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割裂状态。
政治上的生态也是这样。因为增加了很多非专业的监督和巡视，技术和专业官员失去话语权，一些专业内的政策管理活动被认作政治不正确，只能按照另一套逻辑来整改，最终就会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越来越多的能干事创业的官员退出中枢体系，剩下的都是“听话”但没有解决专业问题能力的官员，导致整个治理体系处于衰退状态。殊不知，不能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无法与时俱进推动发展创新，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当问题出现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官员不能有效解决的时候，实际上等于把责任转嫁给了最高层。
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在破坏信任的根基，让市场中的短期投机取巧行为得到奖励，相反坚持长期主义的资本和企业却因政策冲击遭到惩罚。久而久之，市场对政策失去信任，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预期管理，逐渐失效，这会大大增加社会经济稳定管理的成本。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从上层出发，从假设“人性恶”，转变为假设“人性善”，对各级官员逐步放权，增加信任并压实责任，重新塑造生动活泼、互相信任的政治、经济、社会局面。官方督察巡视很重要，但不宜成为常态，不能提前进行有罪假设，不建议按照“面”的方式全线出击，而是以“点”的方式推进。建立分布式监督机制，让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也作为重要的监督“巡视者”，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中央巡视组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会杜绝巡视组自身的腐败行为，毕竟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滋生问题。增加医生、老师、法官等社会事业工作者的待遇，深化这些领域的机制改革，要增加激励机制，奖赏那些通过干好良心活来换取信任的行为，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让专业的学校校长和医院院长掌权，自己订管理和奖惩规则。增加对市场、企业、企业家和外资的信任，谨慎出台各类不良政策，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等长期性的制度供给上。
总结一点，要解开这个死结，解铃还须系铃人，从高层、上层开始，增加对基层和执行部门的信任，尤其是信任那些专业官员、技术型领导、有干事激情的干部。强化正向激励，让对社会信任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奖励，逐渐改变逆向选择的不利态势。重新塑造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生动活泼互相信任的良好局面，从高层开始，从行政系统开始，将信任的氛围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增加对市场，对企业家的信任，构建分布式的治理、监督体系，让每个基层单位，让每个人都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做出努力，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等待来自上层和领导的指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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