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每十年一迭代，主力产业就会往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发展。这份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经验，可以为中国企业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松野丰（日中产业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特邀专家），翻译： 谢文博（咫尺研学联合创始人、早稻田大学商学院WJCF 研究员），责编：齐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CBR精华
1.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应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资，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创新；
2.中国企业不仅依靠国内市场，也应通过对海外的投资获取技术并确保收益；
3.为避免贸易摩擦、汇率问题，中国应将部分制造据点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在讨论产业结构的变化时，政府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重要视角。以日本的制造业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约每十年会进行一次主力产业的迭代，往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发展，应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一步一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断扩大其附加价值，但整体上没有观察到主力行业的交替。日本经验可以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往往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产业结构朝着附加价值更高的方向变化，则可以反过来再推动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是相互作用的。
世界普遍认为，在1960~2010年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产业结构实现了显著的转换。同时认为，像日本这样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产业结构巨大变化的情况，在其他国家还未有类似的例子。
笔者认为，日本在过去50年所经历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转换的关系，对于目前的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而言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的轨迹
日本经济在1990年前半段遭受泡沫经济的破灭，此后进入持续的低增长时代，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不断恶化。然而不为人知的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在企业领域却实现了持续性的经营改善。
图1为日本制造业的实际GDP的变化过程。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约每十年日本制造业的主要行业会进行更替，替代为附加价值更高的行业。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也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钢铁、石油化工等“装置产业”是日本产业的主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除食品、服装之外，家电等“组装产业”的附加价值得到提升。背后的原因是日本国民收入上升带来的消费产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全球也发生了石油危机，日本企业开始发展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成以半导体、信息通信设备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20世纪90年代是日美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时期。日本企业为了避免贸易摩擦而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出口战略，开始将生产据点往海外转移，并开始认真思考应该如何搭建全球供应链结构。伴随着亚洲各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让全球的制造业分工变得可能。因此，日本企业将供应链中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留在国内，产业结构逐步转型为零部件材料产业。
20世纪10年代以后，汽车相关产业、制造机械等复杂性产业成为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复杂性产业的概念是由日本著名的经营学者、一桥大学的伊丹敬之教授所提出。
为了进行对比，图2展示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图2用各行业的毛利数据来代表附加价值。从该图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也不断增大，然而却没有看到主力行业的交替，各行业也苦恼于如何提升附加价值。
对比中日制造业的附加价值变化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附加价值在20世纪70~90年代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实现了显著的提升，现在进入增长放缓呈饱和状态。而中国的制造业，各行业的附加价值虽然在增加，但从数据也看到出现了饱和的迹象。
那么，日本实现图1所示的产业结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环境公害问题、石油危机、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外部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尤其是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强力推进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全球的高度评价，可以说这是促成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图1中列出了日本政府主要的产业政策与相应的经营环境的变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对钢铁、石油化工等装置产业的特定产品的生产进行了倾斜，并且通过生产设备的合理化与集约化努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合成纤维、机械部件等未来具有成长性的产业进行了扶持和培育。
此外，1964年日本成为IMF第八条款国，并且加入了OECD。日本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段实现了资本自由化，并导入了日元浮动汇率制度。
以20世纪70~80年发生的环境公害问题以及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企业成功实现了向节能型产业的转型。这期间，日本政府最为努力推动的就是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化。通过政府与企业、金融机构的紧密合作，推动了企业间的合并以及中小企业的近代化进程。此外，作为节能、无公害的未来型产业，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日本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这一系列的政策，直接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飞速提升。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企业开始对日本政府以通商产业省为主体频频插手民间产业活动而心生厌烦之情。官民合作的机制开始走向破裂。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在造船、钢铁、电机电子、相机、汽车等领域都已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企业开始觉得不再需要政府的介入。
然而，在1985年五国集团（G5）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上通过了“广场协议”。有观点认为，日美贸易摩擦的压力推动了日元的大幅升值，从而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未必正确。日本的产业界确实受累于日元升值，然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黑字却并没有减少，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没有因此而下滑。其实，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日元升值与日美贸易摩擦而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的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从原来的市场介入、产业保护型政策逐步转变为市场调整型政策。而通商产业省也开始被定义为是制定产业愿景等宏观方向的政府机构。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成长追求型转变为成长运用型，重视市场机制、将政府的介入降到最低程度，日本的产业政策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考虑到日本所面临的内外经济环境，这样的立足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个经营环境的变化，就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日本企业以此为契机进入东亚各国，积极推进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也就是说，制造业中附加价值较低的环节由新兴国家来负责。从规避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角度来看，日本企业也需要实现以东亚为中心的生产据点的分散布局。
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企业在美国收购了大量的不动产以及娱乐公司，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这些收购以失败而告终。然而，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变成以制造业为主，在不断对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投资的同时也不断推进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国际分工，而这些投资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此后这些海外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支撑着日本这个国家目前的经常收支。
从1990年中期开始的国际分工，日本将国内生产的高附加价值的电子部件、尖端材料出口给生产制造国，在生产制造国组装成成品后再出口给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个模式给日本带来了稳定的收益。
由于不断提升生产现场的制造技术与管理水平，“汽车、汽车部件”“化学、功能性材料”“电池”“半导体制造装置”等复杂性产品，成为目前日本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也支撑着日本制造业的收益。目前，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所产生的对外纯资产的金额，继续保持着全球第一的水平。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要因
推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成功的要因是什么呢？日本在此50年期间，持续地不断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各个阶段的成功要因，由于时代背景而各不相同。
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的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彼时产业结构转型的成功要因为：一是，“官民协作”的产业政策；二是企业的“系列制度”。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放在了通过生产的合理化提升产品品质与国际竞争力上面，而政策的落地执行则来自民间企业以及给企业提供投资资金的各金融机构的协作。
日本由政府（通商产业省）、行业团体、金融机构组成了为数众多的各产业的审议会或者调查会，通过同步共享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的各阶段的信息，确保了政策的落地。这种“官民协作”的机制，是当时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一大特征。
此外，日本旧财团的关联企业所形成的企业集团所带来的经营效率提升也是当时的一大特征。在最鼎盛时期，三井、三菱、住友等六大企业集团都在各自的体系内形成了包括银行、商社、建筑、化工、钢铁、电机等“系列企业”所构成的企业集群。通过系列企业之间的往来，加速了人才的培养以及经营效率的提升。日本的这种特有的系列企业制度，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批判为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走向解体。但是，这样的系列企业制度确实是当时日本企业提升经营效率的方法之一。
从泡沫经济到破灭后的日元升值、日美贸易摩擦时期（20世纪90年代~2000年），日本政府忙于收拾泡沫破灭之后的混乱局面，以及疲于应对日美间的贸易摩擦，但日本的民间企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以及亚洲各新兴国家的发展，采取了两大行动：一是推动海外投资；二是推动国际分工。这是实现从电机、信息通信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到附加价值更高的“高精部件、先进材料产业”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经历了泡沫时期对海外房地产、消费品牌大型企业投资的失败后，从20世纪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加大对欧美技术企业的投资从而实现了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此外，亚洲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基于大型生产设备的装置产业、模块组装型产业，日本企业以东亚为中心开始推动生产据点的转移，并在此搭建了供应链体系、推进了国际分工，也顺带解决了日元升值、日美贸易摩擦的问题。
21世纪10年代以后，以此前积累的先进制造技术、生产管理技术为背景，日本企业提升了汽车、精密机械、制造机械等在成品制造时需要高度的制造技术以及统合技术的“复杂性产业”的竞争力，并持续至今。这些成功原因之外，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持续投资研发、充分发挥长期雇佣的优势进行人才培养，这些举措所带来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此外，在日本的零售业、服务业也同样可以看到产业结构的转变。在零售业领域，从原来的百货店、GMS等主要业态，逐步发展出便利店的业态，同时药妆店、家居生活中心（Home Center）等专门店业态也得到了发展。在服务业领域，近年来法律、广告、技术等专业服务行业，以及人才派遣等行业都不断增大了各自的附加价值。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企业有何参考？上述的日本产业结构的转型过程，大体上可以说是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局部来看也有各种各样的课题和失败。
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成功的过程中，下述3点日本企业的举措值得特别指出：
一是，对研发的持续性投资。从日本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对销售额占比的行业平均值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大约50年间，大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都在持续增加。目前日本大企业大约为5%，中小企业也一直稳定在2%的水平。日本企业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减少对研发的支出。
二是，推动海外投资。进入到21世纪，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再度活跃起来。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在海外各国产生了巨额的所得收支。目前日本政府的经常收支处于大幅黑字的状态，其实得益于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所产生的分红等第一次所得收支。
三是，通过国际分工确定最优生产地。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不断升值、日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的制造业开始积极尝试将生产据点外移。日本企业将附加价值高的产业留在国内，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转移至亚洲的各个新兴国家。可以认为因此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最近，汽车相关产业、制造机械等“复杂性产业”成为日本产业的新支柱。
总结起来，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经验对于中国企业的启发有以下三点：
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应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资，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创新；
不仅依靠国内市场，也应通过对海外的投资获取技术并确保收益；
为避免贸易摩擦、汇率问题，中国应将部分制造据点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松野丰（日中产业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特邀专家），翻译： 谢文博（咫尺研学联合创始人、早稻田大学商学院WJCF 研究员），责编：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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