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技术最高效地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基于这一目标，诞生了集科学家与工匠特质于一身的瓦特，进而催生了“生产”更多瓦特的“发明家制度”。
而到了现代，以贝尔实验室等为代表的中央实验室制度成为大企业的首选，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这一制度似乎也开始发生变化。下一步，用什么支持我们的创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 林偕，原文标题：《“风靡一时”的中央实验室制度，是时候衰落了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实验制度达到了顶峰。
IBM研发出了system 360大型机系统，奠定了其在计算机产业的霸主地位；AT&T的贝尔实验室孕育了杰出的通讯技术，那里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令人目不暇接；杜邦对照二战前的化工三巨头有样学样，成为美国新兴的挑战德国化工业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美国的一众明星企业充分受益于中央实验室制度所带来的“发明家红利”，维持着诺贝尔奖项与利润双收的美好局面，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无往不胜。
彼时，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正是中央实验室制度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国务院在1980年代中期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中科院的科学不能完成向生产力的转换，国家为什么还要养这么一个庞大的国立研究院？
为此，中科院不得不想办法“自证”。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曾回忆，她在中科院工作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中科院同样有能力像贝尔实验室一样，能够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中央实验室在当时也成为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狂热追逐的对象。作为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王强曾回忆在贝尔实验室的苦读经历，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微软在亚洲久负盛名的中央实验室，至今也为人所热衷。
实验室中的任何项目似乎都不会结束。预算异常充足，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研究员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研究员们需要发表论文，他们发明了打印机，当他们需要编辑论文，他们发明了计算机……
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实验室，研究员们自己打造生产工具，肆意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但不幸的是，中央实验室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相比于离主业很近的发明点子，意义更为重大的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却像黄金笼子里的金丝雀，只是用来被观赏。
最有名的例子是，施乐帕克的研究人员自己开发编程语言和显示器，造出了一台上万美元的电脑，光一个鼠标就价值三百美元。
直到有一天，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来施乐帕克参观，他为施乐发明家的天才所震撼。在付给施乐少量的专利费用后，乔布斯挖走了这个中央实验的研究员，并指示外包的设计公司，要求鼠标成本降低到15美元，三个按钮减少到一个按钮。此外，苹果公司相当程度上简化了施乐帕克的图形界面，让它变得可以直接操纵。
乔布斯“偷走”的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最终成就了麦金塔电脑，并发起了一场震撼世界的PC革命。同样受益于乔布斯的“启发”，与乔布斯同年出生的盖茨也立志打造一个图形操作系统。
封闭式的中央实验室诞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发明，其浪费程度却大的惊人，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发明，是被那些锐意进取的小企业发扬光大的。苹果和微软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央实验室制度的衰落。
以往，那些在中央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想出许多绝妙的点子，这些发明只在企业内部流通，其中一些转化为巨大的利润，更多的则是蒙上灰尘。但随着时间的变化，那些“不得志”的发明有了新的选择，从芯片业赚到第一桶金的仙童“八叛徒”催生了风险投资业，他们把那些中央实验室中没有用武之地的工程师挖出来，投资于他们本已要遗弃的发明。
除了风险投资，巨型企业对于发明的独享权力还在被更多的因素所打破——信息革命让发明的点子的流动和分享越来越快；里根上台后通过《拜杜法案》，允许政府资助的发明成果由发明家享受收益；那些久在书斋的教授们，也顺理成章的涌向硅谷创业，人才的流动愈加频繁。
这些因素的日渐茁壮，都在打破中央实验室所构建的封闭的创新网络，新的发明家制度呼之欲出。
开放式创新：新的“发明家制度”的兴起
正是意识到中央实验室制度威力不再，80年代，思科选择鼓励内部创新，主动投资雇员萌发的形形色色的发明点子。这种新的发明家范式，正是为了应对新的局面：发明家越来越身处于一个开放的创新网络，为了利益最大化，公司需要建立一套开放的发明家制度。
从芯片、PC到网络设备等行业，更多的行业开始构建一种开放的发明家制度。
快消巨头宝洁，在二战后的数十年内受益于强大的中央实验室，在公司内部树立了一个共识：一切答案，尽出于我。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研发投资越来越大，新品越来越少，管理层很快意识到问题。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宝洁不再执着于内部发明，而是逐渐向外求，与公司外部连接：“骄傲地在别处发现”。同时，宝洁将原来由中央实验室控制的研发资源，转为由全球各地的运营实体控制，发明和当地实际运营结合日渐紧密。
宝洁的一系列改革，有效提振了收入，同时将研发占比缩减了一半。
在世纪之交，开放式创新的制度在各行各业迅速普及。以医药行业为例，制药公司礼来在2001年成立一个专门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类似于“英雄帖”的东西广招研究人员为其药物发明突破贡献点子。
这对于发明家制度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改变：
其一，企业内部的发明，不再局限于自己消化，想法和点子被市场化了；其二，企业发展业务开拓市场，不再单独依赖于自身的发明，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猎。
与中央实验室的封闭的“发明家制度”下，很多有市场价值的点子被长时间埋没了，这被称之为“假否定”。而开放式创新能够把发明放到了一个有足够流动性的市场里面，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和利用。
简而言之，开放式创新挽救了那些“假否定”的发明。
下一步会怎样？
从中央实验室到开放式创新，实质是发明家完成了从工业化生产到市场化流通的转变。
中央实验室建筑了一个完美的“生产”发明的制度和环境，但众多发明留在了一个公司里面，或变得没有流动性，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的价值浪费；开放式创新将大量的发明从尘土中挽救了回来，借助于一个充分流通的市场，发明的价值被充分放大了。
但是，开放式创新的负面效应依然受到挑战。
以往，大企业承担着最多的发明工作，做出最多的研发投入，产出远超自己需要的原创性发明。但在许多大公司，随着研发强度降低，创新的动力也受到影响。例如，2000年后的十年间，宝洁公司的研发占比下降了一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每项创新带来的收益也下降了一半。
再例如，当运营部门话语权逐渐提高，甚至影响到研发后，发明的缺失严重掣肘了公司的发展。一家财富1000强榜上的精密制造商，运营部门砍掉了一项重要的发明，但几年后竞争对手引入了该发明并大幅改进了产品表现，此时，为了缩小与对手之间的时间，这家公司又不得不花重金从外部购买这项发明。
每当和业务的结合越紧密，发明家制度被急功近利的业务部门控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又该如何修正开放式创新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 林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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