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st Bad Plan：企业家的“悲观玄学”

意见是容易的，决策是难的。越重大的决策，越难有完美的选择。企业家该如何决策？#The Best Bad Plan#专题试图在当下故事与历史细节中探究，企业家如何兼顾大局与细节、工程化分解风险以及平衡利益关系。本篇着重探讨企业家如何以逆向思维为原点，以悲观主义为底色去“接纳”偶然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尹晓琳，责编：施杨，头图来自：《至暗时刻》

1945年，数年血火厮杀过后，二战战事终结。12月，在搭乘专机回国的前一天，美国第三集团军的四星上将巴顿和他的参谋长盖伊少将最后一次去打猎。

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车辆不多，道路笔直，一辆卡车突然撞上来。司机和盖伊仅受了点轻伤，巴顿将军却一头撞在司机座后的隔板玻璃上，血流如注，颈椎断裂。数天后，巴顿死于血栓引起的心力衰竭，享年60岁。

作为横扫整个欧洲的不败将军，巴顿在战场上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与凶猛的狮子，再加一个市井混混护体，拥有狡黠的智慧、野兽一样的刚猛以及让敌人和友军都哭笑不得的无赖作风，被称为“美军中的匪徒”。

他并非不警惕。狂妄激进的巴顿，手下士兵伤亡却是最小的。在一次战时演讲中，他说：

你们称演习训练为“鸡屎”，怨声载道。……训练演习的目的，是培养警惕性。警惕性必须渗透到每个战士的血管中去。……想活着回来，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哪怕你有一点点疏忽，就会有个狗*养的德国鬼子悄悄溜到你背后，用一坨*置你于死地。

他继续举例说，在西西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块墓碑码得整整齐齐的墓地，里面埋了400具阵亡将士的尸体。那400条汉子升天，只因一名哨兵打了个盹……

世事何曾是绝对。战争刚刚结束，还没真正享受胜利的果实，巴顿将军的人生却落幕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背后是彻头彻尾不讲武德的偶然性——强势者遭遇黑天鹅，行业神以身饲虎。

凡人皆怕宿命，这种因敬畏历史而获得的情感理性，也使得一些企业家拥有悲观底色。当然，高段位的悲观并非像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那种“轻蔑式的悲观主义”，而是以逆向思维搭建自己的“反脆弱矩阵”，来接纳偶然性。

“无常”警惕

中国的先贤和大儒们历来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悲观底色，名曰“黍离之悲”，对自命不凡却又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前途感到无限忧思。

《易经》里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越是做大事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到了“大则如威，小则如愧”的地步——无论做成一件大事还是小事，都不会很得意，而是怀有一种惭愧之心，“凭啥是我？”

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信任“持续强势”的东西，笃信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士大夫们宁愿像《儒行》中所说，“粥粥若无能也”，表面上好像柔弱无能的样子，但其实只是一种刻意收敛，内里却在不断积蓄底蕴，默默做自己。

任正非就是典型的具有悲观底色的企业家，即便在发展向好的时候，他仍然时不时做出大难临头的自我棒喝。2000年底，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在企业界引起哗然。毕竟当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220亿，以高达29亿元的利润被捧为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的第一名，在一个令人振奋的时间节点，任正非却“自灭威风”。

他在文章里写到：“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此后他由忧患意识出发，提出了灰度管理和熵减哲学。在任正非看来，不动声色的灰比黑与白更隐蔽低调，更朦胧富有弹性，也更具内在力量。

而熵减哲学则来自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其核心是能量只能单方面转移，从一种可利用状态转到不可利用状态。这无疑也是一种有着悲观色彩的理论。

经济学也遮不住悲观底色。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讽刺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长期未能揭开经济增长的奥秘，也不知道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否在与自然极限赛跑、与人类欲望赛跑、与社会问题赛跑中绝对胜出。经济学家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点理性的悲观主义色彩。就连后来发现“索洛残余”（技术力量）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都自称是“忧郁的经济学家”。

有趣的是，直面悲寂的人往往更容易触摸到真实和真相，悲观底色能够绽放出逆向思维，“如果不……会怎么样？”而逆向思维高手大多是创造者。

这种悲观底色和逆向思维能力通常来自天赋和童年，遗传自人类基因。比如英特尔“三驾马车”之一的安迪·格鲁夫，历经纳粹阴影、右耳失聪、难民逃亡，但他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了一种管理风格，影响了一代硅谷人。

并非乐观的底色不好，只是风马牛不相及。《古文观止》中解释，牛顺物，乘风而行则顺；马健物，逆风而行则健。恰如悲观者与乐观者泾渭分明的思维图谱。

但乐观者有一点着实不好，易膨胀。两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测字人谢石，很多公卿大臣都找他寻问祸福。有次，宋高宗写了一个“春”字，让他看看。谢石回奏：“‘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宋高宗默默无语。没几天，谢石就被秦桧贬到荒远瘴疠之乡，后来死在贬所。谢石一定是过于乐观了。

有待有为

悲观底色也会走向两种层次，一种是笃信进步论，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一种是轻蔑而随意地批评，在虚无中归于犬儒主义。

高段位的企业家理应是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说：经济萧条期，只有依赖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才能将经济带向复苏。什么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是夕惕若厉的长线作战，但同时也是有待、有为的冒险冲动。

春秋时，秦穆公问蹇叔：“怎样才能称霸天下？”蹇叔说：“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贪，毋忿，毋急。贪则多失，忿则多难，急则多蹶（摔跟头）。”

孔子形容儒者的行为方式则是“夙夜强学以待问”，日夜学习，像流水一样不息；“力行以待取”，不仅学习还要实践。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有次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王阳明的回答是：“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由此可见，修炼就要做事，在事上练，在事上磨。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便以有待、有为著称。当年，李牧驻守于雁门郡，对抗匈奴。他优待兵士，严格训练，频繁侦察，但军令就一条：不许出战。这个免战牌一挂就是好几年，数年勤奋练兵后，李牧的军队兵精马壮、士气高涨，而对手却已经松懈许久了。此时李牧诱敌深入，一举击破对方十万骑兵，一战而定。

孔子又说了，“其备豫有如此者”。“豫”即预备，做任何事情都有所准备，晚上才能睡个好觉。正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豫卦”，象征和乐、喜悦。

具体到企业家而言，极力推崇企业家的奥地利学派曾经指出，根据时间偏好法则，人总是喜欢马上获得商品或收益，而企业家却可以忍受痛苦、承受未知风险将资金投入生产，以期获得更多收入。

在奥派看来，整个经济系统是在“你是我的跨期、我是你的跨期”中调节演进的。企业家最重要的才能是跨期调节能力。只有具备跨期调节能力才能获得利润，为社会创造财富。

这种跨期调节的核心同样是有待、有为，能为而有所不为。就像再次主动进入“跨期调节”、激流勇退的张一鸣在微博里所说：“姜子牙81岁才当上三军总司令，人家前80年就做两件事：好好学习和锻炼身体。”

不悔不豫

以悲观主义为底色，以逆向思维倒推，在搭建起自己的“反脆弱矩阵”后，重点就变为“往者不悔，来者不豫”。

为什么不后悔？因为大事大情都是仔细想过的，“其备豫有如此者”，何必后悔？

雷蒙德·卡佛写过一首诗：早晨醒来时，特别想在床上躺一整天，读书。有一阵我想打消此念，后来我看着窗外的雨。不再勉强。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个下雨的早晨。我能否这辈子重新来过？还会犯下不可原谅的同样错误吗？会的，只要有半点机会，会的。

在那个下雨的早晨，卡佛意识到，无需后悔，因为即便有重来的机会，大概率也是同一个选择。

至于“来者不豫”则是说，既然已经是一个“有准备”的人，那么当机会窗口到来时，要能把每一个积极因素完全调动并释放一切动力，乘势而起、破局而出。

对于存量时代的企业家而言，“不作为”的机会成本同样是巨大的，不进则退理应成为共识，不如大干一场。即便遭遇偶然性或黑天鹅，也只好兵来将挡，从容以待，听天命。

以悲观为底色的人，最后也得信点乐观的东西，才能善忘、不怨，继续前进。信佛的曹德旺将“所信”称为“文化觉醒”。再比如梁启超，他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到：

宇宙是不圆满的……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

美国作家迈克尔·沃尔夫形容默多克：对待发展趋势不对的商业，他会很快做决定，让事情有个了断。他会有一天时间为之感到遗憾难过，然后就忘掉了。能断，亦能忘。默多克可能也信奉孔子的人生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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