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影响了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黄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程中培（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家庭背景、精英类型与青年企业家地位感知—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分析》，头图来自：《欢乐颂》剧照

本研究基于第12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探讨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问题，特别聚焦于家庭背景对其自我地位评价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企业家的自我地位评价有显著的作用，精英家庭的企业家地位感知明显高于非精英家庭企业家。同时，精英家庭背景的地位提升效应具有非同质性。相比商业家庭背景，干部家庭背景更能提高企业家的地位感知；相比政治地位，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基于此，拓展当代中国青年企业家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重视新生代民营经济人士的分类引导，全面提升青年企业家的地位认同感和获得感，对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产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迁最为突出的现象，这一群体在经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同时，也逐渐面临群体内部的新老交接和世代更替。

近年来，私营企业的“子承父业”屡见不鲜，“大众创业”背景下青年创业案例纷纷涌现，以“民企二代”“海归创业者”“草根创业者”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在市场转型时期，新兴的青年企业家群体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不仅关系到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为党的统战工作、青年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1]。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

针对民营经济人士中青年一代社会心态的引导，提高他们的获得感、满足感是该任务应有的题中之义。这批成长于物质丰裕阶段和收入差距扩大时期的青年企业家，作为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红利的受益者和社会治理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怎样看待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其社会地位感知如何形成?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主观地位认同？这些既构成了理解青年企业家群体社会心态的关键问题，也是回应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重要切入点。

基于2016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研究关注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问题，特别聚焦于家庭背景对其自我地位评价的影响。之所以特别关心家庭背景的因素是由于理论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个体的地位感知与其家庭出身有莫大的关系^[3][4]。特别是，在民营经济领域，“民企二代”已经逐渐成长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

通过分析不同家庭出身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本文试图理解青年企业家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发现对引导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地位感知与家庭背景

地位感知是社会阶层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具体指社会成员依据某些标准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定^[5]，人们对经济利益、生活机遇及社会分层等问题的感受构成了地位感知的意识来源^[6]。在当代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体的地位感知与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等政治社会态度密切相关，对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橄榄型”社会结构有着深远影响^[7][8]。

不少文献发现，个体的地位感知受到个人、家庭、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多维作用^[9]，特别是教育、职业、收入等结构性因素扮演着地位感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0]。进一步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对个体地位感知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社会分层给不同家庭带来的地位分化呈现向子代蔓延的趋势^[11][12]。具体而言，当父辈社会地位较高时，子代的地位感知也会相对较高；而自身地位感知较低的个体更多地将其失败归因于缺乏家庭支持。

家庭背景对个体地位感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有形的财富继承效应和无形的文化濡化过程上。一方面，父代所获得的各类物质财富积累能够直接传递给子代，转化为其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并提升子代地位感知^[13]。

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声望及社会地位往往也能通过家庭内部的共同生活环境，间接地被子代成员所“习得”，从而表现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代对子代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助推作用^[14]。因此，不同的家庭背景不仅代表父辈群体之间的生活境遇差异，而且影响了下一代社会地位流动的机会，家庭背景因素在社会流动中扮演着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角色^[15]。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分层变迁中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富二代、官二代和垄二代”等二代阶层现象层出不穷的背后，既凸显了当前社会代际流动减缓、阶层意识上升等社会利益分化难题，也表明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认同感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16]。由财富、权力等优势资源积累形成的精英阶层，倾向于把家庭资源集中到“二代”手中，进而实现地位的代际继承，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17]。

一些文献注意到家庭背景对于个体社会流动机会的影响^[18]，并聚焦于先赋性因素对当代青年社会流动的重要影响^[19]，但直接考察家庭背景与子代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2. 代际流动与精英分化

转型时期社会代际流动中的精英分化现象构成了个体家庭背景形成的逻辑起点，精英阶层作为市场化转型后社会分层出现的新型人群，也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存在分化趋势的社会群体。

相关文献集中探讨了精英群体的横向分化和纵向更替议题。早期的精英分割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精英由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构成，前者与文化资本关系密切，后者在再分配权力方面更为显著^[20]。

随着市场化转型的到来，东欧地区的经验证据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围绕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形成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也面临着差异化的社会流动后果^[21]。本研究聚焦于我国市场化背景下精英群体内最显著的类型差别——经济精英和干部精英，分述其代际流动的基本逻辑。

民营经济人士为主的经济精英崛起是当代中国精英群体流动过程中令人瞩目的现象。已有研究发现，这一获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群体，往往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经济精英的代际流动呈现出由“循环”到“复制”的变迁历程，其自我更替状况十分明显^[22][23]。

精英地位在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父子传承”现象突出代表了当代中国精英流动的典型模式，具体表现为“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效应：父辈的精英身份有利于为子代带来资源优势，助推其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和精英类型流动机会，而“非精英”子代在教育机会和资源方面都面临劣势^[24]。

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精英家庭的地位提升效应存在群体异质性，工商业者后代成为市场精英的可能性更大，但经济精英和干部精英代际流动的“跨界效应”并不明显^[25]。换言之，经济精英身份能够显著改善子代的经济地位，但对政治地位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

干部精英代表了社会精英阶层分化的另一面，这类掌握了再分配能力的群体往往能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等各种途径维持着自身在社会生活机遇上的优势地位^[26]。由于转型时期政治权力在社会分化过程的关键作用，干部精英拥有充分的再分配权力和寻租能力形成资源集中效应，并且保障其子代社会地位“不落空”^[27]。

干部精英家庭背景的代际传递效应不仅反映在子代成为体制精英、技术精英的更多机会上，而且逐渐影响到经济领域，凸显为近年来父辈干部身份对子代成为市场精英上的局部优势。

例如，李宏彬等发现父母中至少一方是党政干部的子代在金融业和党政军群机关、事业单位及国际组织任职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子女，父母的政治资本显著提高了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28]。

胡旭阳对上市家族企业的分析也表明，父辈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在“民企二代”中得到了“代际接力”，家庭具有的政治禀赋更能提升子代的政治地位^[29]。因此，与经济精英相比，干部精英家庭背景能够成为子代在社会各界流动的“通行证”，其对地位感知的代际提升效应更为稳健且全面。

3. 研究假设

青年企业家是民营经济人士中最具活力和年轻心态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企业家崛起于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经济大潮中，其价值观念受到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响^[30]。

另一方面，行业广泛、结构多元的民营企业家个体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家庭背景，尽管“民企二代”和“草根创业者”成长为青年企业家后的职业身份相似，但这一过程中家庭等先赋性内部因素的作用悬殊^[31]。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企业家相比，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不可避免地带有转型时期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趋缓带来的印记，来自精英阶层、家庭禀赋较优的个体更可能承继父辈所在的阶层位置。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一：

H1：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的自我地位评价存在显著的作用。

针对“二代”企业家群体而言，精英家庭背景对个体带来的地位提升效应存在异质性，父辈精英之间的类型差异推动着代际流动过程中子代群体的地位分化现象。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干部精英相较于其他身份更能够提升子代的地位感知认同。这是由于转型时期干部精英具备的独特优势，社会地位更多受政治权力的左右而非完全由经济财富所决定，从父辈的干部身份的角度衡量家庭背景可能拥有的政治资本，增进已有研究对精英类型在企业家更替现象中作用的理解。

结合前述，具体到青年企业家地位感知的内部结构上，借鉴韦伯的社会地位类型学框架，个体地位感知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

在韦伯主义者看来，三种不同社会地位未必是重合的，拥有高经济地位个人有可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地位颇低^[32][33]。家庭背景对上述地位感知维度的提升可能具有非均衡性，相对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政治地位代际传递的难度更大。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二和假设三：

H2：相比商业家庭背景，干部家庭背景更能提高企业家的地位感知。

H3：相比政治地位，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是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单位2016年联合组织的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2016年的调查使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严格的目录抽样，具有良好的统计代表性。由于本文只关注青年企业家群体，因此对2016年数据进行截取。具体来说，在参照有关权威机构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将在调查进行时年龄小于等于45周岁的企业家归为年轻一代企业家，大于45周岁的则归为老一代企业家^[34]。由于本调查是在2016年进行的，因此所有青年企业家均是在1971年及以后出生的。在截取数据后，青年企业家有效样本数为3879个。

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地位感知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如前所述，个体地位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种主要类型。国际学术界地位测度的主流是围绕客观地位展开的，即基于个体的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计算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35]。

考虑中国的实际，在测度个体地位时，本土学者往往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因素，如权力、工作部门及社会歧视等^[36][37]。本研究聚焦于个体地位的主观一面，因而主要侧重个体对自身地位的评估。结合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问卷，我们以民营企业家对自身地位的主观评价作为代理变量。

具体而言，问卷要求受访者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做1分（最高）—10分（最低）的评估。我们首先将这些原始评分以“11-得分”的方式转制，分别作为企业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感知的值。然后以主成分因子法，提取一个“企业家总体地位感知”的公因子。初步的统计显示，青年企业家对自身社会地位（4.825分）、经济地位（4.813分）的感知平均要高于其政治地位感知（4.082分），各类地位感知的均值则在全样本的中偏下。

（2）自变量：家庭背景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青年企业家的家庭背景。所谓家庭背景是一种先赋性资源，指个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家长尤其是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

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将青年企业家按原生家庭的背景划分为两大类：精英家庭与普通家庭。精英家庭企业家则包括两个子类：商业家庭与干部家庭。在具体操作上，家庭背景的变量都是通过问卷中有关“您创业或开始经营现企业之前父（母）亲职业”问题的回答来测度的。

那些选择父（母）亲的职业是企业家、经理人的样本被归为是来自商业家庭的企业家，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选择父（母）亲职业是干部、军官的样本则被归为干部家庭的企业家，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精英家庭的企业家涵括了以上两个选择，也就是父（母）亲的职业是企业家、经理人或干部、军官（如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在我们的样本中，9.3%的青年企业家来自商业家庭，4.7%来自干部家庭。两者合计，约有14%的青年企业家来自精英家庭。

（3）控制变量

在参考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同时纳入了以下三组控制变量：

一是，企业家个人特质，包括性别（男—1，女—0）、年龄（2016—出生年份）、教育程度（按最高学历依次编码为1—6）、海外经历（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验—1，无—0）、个人收入（根据个人上年度总收入标准化转换）等。

二是，企业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年龄（2016—企业成立年份）、企业规模（2015年雇用人员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企业绩效（根据企业上年度净利润标准化转换）、所在行业（根据企业第一主业所在行业的虚拟变量转换）与地区（根据企业所在省市自治区的虚拟变量转换）等。

三是，个人与企业的政治联系，包括企业家获得的政党吸纳（拥有中共或民主党派党员身份—1，无—0）、行政吸纳（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无—0）、社团吸纳（加入工商联或青联—1，无—0）及企业的地方政府关系（与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很熟悉—1，否—0）。

3. 描述统计

在进行深入的多元统计分析前，有必要对样本数据做初步的分组描述和比较。表1显示了按家庭背景划分的青年企业家地位感知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来自精英家庭的青年企业家，无论是商业家庭还是干部家庭，其总体地位感知和子地位感知均远高于来自普通家庭的青年企业家。在精英家庭出身的青年企业家内部，商业家庭的企业家在总体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感知上都略高于干部家庭的企业家，但在政治地位方面略低于干部家庭的企业家。

这一分组比较初步说明，青年企业家内部在自身地位感知上是高度分化的，家庭背景的差异是这一分化的重要来源。

四、数据分析及发现

1. 总体地位感知模型

鉴于因变量地位感知可以作为连续性数值变量，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考察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总体地位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表2。其中，模型1的自变量是青年企业家的“精英家庭”背景，模型2和3则进一步分解“精英家庭”背景，分别考察“商业家庭”“干部家庭”对青年企业家地位感知的作用。研究发现：

一是，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总体地位感知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模型1中精英家庭的系数是0.242，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控制相关个体特征的前提下，与普通家庭背景的青年企业家相比，来自精英家庭的企业家均具有更高的总体地位感知，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二是，不同类型的精英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影响效应不同。模型3中“干部家庭”的系数（0.332，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是模型2中“商业家庭”系数（0.158，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的两倍多，表明干部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总体地位感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

三是，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教育程度、海外经历、企业规模、政治吸纳和企业政治联系的变量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既表明各模型结果较为稳健，也印证了通常认为上述因素对个体地位感知的正向作用，特别是政治吸纳因素能够明显改善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

2. 子地位感知模型

在确认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总体地位感知效应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子地位感知模型。正如许多研究者意识到的，由于特定的历史传统、政治结构和自身成长轨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尽管在商业和社会事务上积累了相当影响，但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仍十分有限（表1也显示了这一不同地位的认同级差）^[38]。

类似的，我们预期，家庭背景作为一种先赋性资源所能给青年企业家带来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商业和社会事务上的优势，而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则较小。如表3显示，子地位感知模型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具体而言，模型4~6分别以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为因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一是，精英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的各子地位感知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精英家庭青年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感知分别比非精英家庭的同行高出0.478分、0.449分及0.395分，且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再次支持假设H1。

二是，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感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自变量“精英家庭”的相关性系数在模型4中最高、模型5其次、模型6最低，表明精英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效应更强，而对政治地位的提升效应较弱，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

3. 稳健性检验

主观评价变量评估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测量偏差，对此本研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工作，确保结论可靠性。首先，采用替换因变量方法，将因变量由青年企业家的绝对地位感知替换为相对地位感知。一些研究注意到，个体的主观地位认同具有明显的“比较”特性^[39][40]；其社会地位感知不仅受到绝对地位的影响，也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

根据参照对象的不同，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对地位Logistic分析，结果都表明精英家庭背景确实显著提高了企业家的相对地位感知。此外，本研究采用了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该方法通过选取精英家庭背景的青年企业家构成处理组样本，在纳入控制变量并运用匹配方法，找到一组非精英家庭背景但其他特征相似的青年企业家构成控制组样本，进而比较家庭背景在两组之间平均处理效应（ATT）。

结果显示，不同匹配方法下家庭背景对个体总体地位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效应，再一次确证了本研究主要发现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青年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的有生力量，他们的社会心态对民营企业新老更替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殊意义。本研究基于第12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问题，特别聚焦于家庭背景对其自我地位评价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青年企业家的自我地位评价存在显著的作用，精英家庭个体的地位感知明显高于普通家庭。同时，精英家庭背景的地位提升效应具有非同质性。相比商业家庭背景，干部家庭背景更能提高青年企业家的地位感知；相比政治地位，青年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本研究结合地位感知视角揭示了我国青年企业家群体出现的内部分化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经历不同，新生代企业家群体的形成表现为社会分层后的精英流动结果，“二代”和“草根”企业家群体在主观地位认同上存在明显落差。

一方面，研究发现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对青年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效应，佐证了已有文献提出的精英群体“代际流动”命题，精英群体在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保持着自身地位的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父辈干部精英身份对子代企业家地位感知提升效应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市场化转型时期精英流动中占据主导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而非“精英循环”模式，围绕干部精英形成的地位不平等现象仍有延续之势。

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层、经济发展形成的财富积累以及儒家文化的家庭本位传统，使得精英群体的“自我更替”现象在一定时期内难以避免，但并不意味着有关方面对此无能为力。长期来看，由精英家庭背景导致企业家群体的内部分化，容易导致普通家庭个体上升通道变窄和阶层固化等社会隐忧，不利于引导、整合并发挥新生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竞争活力，影响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因此，围绕党和政府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战略部署，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注重新生代民营经济人士的分类引导工作，加大对普通家庭背景青年企业家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全面提升青年企业家的地位认同感和获得感。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政商关系视野下‘民企二代’统战问题研究”(批准号：19CZZ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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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黄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程中培（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