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需强劲仍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亮点
2020年，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在全球贸易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出口逆势上扬，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占比14.7%，比2019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市场份额创历史新高，超越了2015年13.7%的水平。
今年主要经济指标中，外贸进出口表现非常亮丽。按美元计值的出口额同比增长49%，两年复合平均增长13.5%；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两年复合平均增长10.7%。此外，外贸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加大。今年一季度，外需拉动了2.2%的GDP增速，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经济复苏中表现亮眼。
目前，企业出口订单非常火爆，第二产业复苏超出预期。工业产能利用率达77.2%，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地区制造业甚至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一季度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现价)两年复合平均增速8.2%，比疫情前高出3.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不变价复合平均增速6.0%，比疫情前高出0.7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复合平均增速比疫情前下降了2.5个百分点。
要辩证看待外需强劲增长
首先，内需恢复速度较慢，补偿性、报复性反弹难以实现。五一假期出游人数同比增长近120%，恢复到疫情前的103%(可比口径)；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38%，但只恢复到疫情前的77%(可比口径)。由此可见，一方面旅游业恢复形势喜人，实现成倍增长；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条件下，接触型、密集型服务行业仍受到负面影响。五一期间正常开放的全国A级旅游景区占比只有90%。同时，五一出行中不少是就近解决，减少了住宿交通等相关旅游支出。
其次，在全球贸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份额的逆势增长可能难以持续。二战后，由于其他经济体都在经历战后重建，美国一枝独秀，出口市场份额超过20%。但20世纪50、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渐恢复，美国出口份额开始下降。
1986年—2008年，德国、美国轮流做庄，但出口份额只是略高于12%，没有超过14%。2009年中国接棒，持续问鼎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20年，中国出口份额接近1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的领先优势，但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随着主要国家经济重启，去年四季度中国出口份额比二季度下降了0.7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日本、欧盟27国分别上升了0.1、0.2和1.4个百分点，15%很可能成为中国出口份额的天花板。随着疫苗接种、各国产能逐渐恢复，出口份额下降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再次，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外需强劲弥补了生产端复苏快于需求端的供需错配缺口，是替代而非挤出效应。一季度，社零两年复合平均增速4.1%(现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口径)，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住宿、餐饮、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不变价增加值也低于疫情之前，内需恢复情况并不乐观。
一季度，工业企业产销率97.7%，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全年回落了0.2个百分点，比2019年同期回落了0.5个百分点。内、外需齐头并进提高工业企业产销率的情况并未出现。由于内需不足，外需扩张成为了维持产销率水平、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然后，中国出口份额逆势上升的临时性，有可能抑制工业企业的产能扩张意愿。即便今年一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仍低于国际正常水平，仅为其79%~83%。
同期，18个工业行业中，有10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4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目前我国出口面临的“三座大山”之一就是国际运费飙升，但国内企业不敢随便扩大运力，因为一旦疫情得到控制、物流恢复正常，就可能产生新的运力过剩。产能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反映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一是因为政策重点不再是基建，而是通过稳市场主体来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传导链条比较长。
二是因为内需不振、外需临时性火爆，抑制了市场主体的投资意愿。一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只有4.5%。即便不考虑基数效应，仍低于2009年、2010年8.0、6.7个百分点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很多数据都低于2019年同期，如第二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等。这说明市场主体的预期并不乐观。
最后，中长期来看，如果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重新加大，可能会影响“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2019年以来，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与传统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失衡重新加剧，这可能导致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今年一季度，中美统计都显示出双方贸易差额的同比增速在进一步扩大。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同比增长78%，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同比增长46%，这可能成为经贸摩擦的新焦点。
就业恢复仍不充分，经济复苏不平衡特征明显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远超潜在产出水平。但如果剔除基数效应，GDP两年复合平均增速只有5%，略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经济并没有过热。而这又隐含着一个较强的理论假设，即疫情冲击所带来的损失是可以完全弥补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其实，就业是反映潜在经济产出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一季度就业数据显示，目前经济形势不仅没有过热，反而有偏冷的风险。
今年一季度新增城镇就业297万，同比增长近30%，但低于2018年、2019年同期的330万人；此外，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比2019年同期少246万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招工难问题，一线普通员工和高技能员工稀缺；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服务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总体来看，居民就业并不充分。
外需的高度景气为何没有拉动就业？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长仍弱于正常年份。海关HS二级分类的98个商品中，2020年仅不足50%的商品实现了出口的正增长，远低于正常年份70%~80%的水平；2021年一季度有60%的商品实现了出口的正增长，离正常水平也有一定差距。由于不同商品的出口对应不同的行业，且行业之间的生产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因此本轮出口景气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远低于往年。
第二，货物出口虽然强势增长，但疫情对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今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服务贸易逆差同比减少了50%。其中，旅游业负增长是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一季度旅游项下的收入和支出都同比下降了40%多，旅游逆差共减少174亿美元，贡献了服务逆差下降的70%。旅游业负增长与疫情防控阻碍跨境人员往来密切相关，出境旅游、留学等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如果持续时间较长，相关行业可能出现永久性失业。
第三，在服务业产值和占比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结构性、摩擦性失业问题愈发突出。疫情前，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明显提高，在2019年达到了47.6%。而出口主要惠及的是一、二产业就业，对第三产业影响较小。这会带来几个问题：一是结构性失业，因为行业之间劳动力无法完全自由流动。二是再培训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服务业从业者要投身一、二产业，需要经过技能再培训，从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也是外贸企业招工难的重要原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后三季度，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6%以上的增长目标是相对容易的，两年复合平均增速达到3.9%即可，低于一季度5%的水平。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有自动修复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比较容易达到。
如果要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4%的增速目标，后三季度两年复合平均增速要达到5.4%，略高于一季度，但难度也不算大。如果要实现9%、甚至10%的增长，则意味着后三季度要达到6%左右的增速，难度较大。
一是取决于疫情是否会出现大的反复，二是宏观政策激励是否到位、市场主体能否有足够的信心进行投资和消费。对此，4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指示，一方面要稳定预期，另一方面要深化供给侧改革。
主要结论和建议
第一，去年二季度以来，外贸出口高增长和贸易大顺差，较好地弥补了中国生产端恢复快于消费端的供需错配缺口，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二，由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仍然是把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盲目乐观并不可取，要抓住当前内外需复苏错位的时间窗口，凝心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由外需向内需切换。
第三，疫情态势仍是经济复苏中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如果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不能达到9%以上，明年保6%就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对此，需要未雨绸缪，加强市场沟通，稳定市场预期，恢复市场信心，不要轻言宏观政策的退出。
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强化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如果明年要保6%，今年的宏观政策应该更加宽松，同时要合理引导预期。
第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要改进平台经济管理，促进公平竞争，促进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尽快恢复，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持内需持续扩大。需要注意的是，疫情的持续影响可能会对部分行业造成持久性伤害，要对此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第三，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在做好高等院校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加强职业培训，鼓励灵活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特别是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企业，要采取措施保护就业。发达国家现在非常强调K型复苏，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准备并不充分。
第四，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加快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推进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增强企业进出口统筹和内外需协同发展的能力。
(作者为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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