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有思资本”）
同富裕话题一出，有人又回忆起改革之前的年代。
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那是一段贫富差距很小的时光，虽然不富裕，但大家都差不多。而贫富差距拉大，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反对者则争辩说，那时候贫富差距小，但并不意味着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因为当时的分配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就是：共同、共同、共同。对于改革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人们经常用两个词来表达：平均主义、大锅饭。以为那就是共同贫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记得在1988年或1989年，在一本似乎叫《国情研究》（那本杂志好像只出了一期）的杂志上，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把改革前分配体制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如果说当时是大锅饭的话，也不是一锅，而是几锅，而且，大锅之外还有小锅。
说当时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没有错。比如，当时全国同样级别的干部、工人工资都是一样的（地区间有一些差别），没有奖金，干好干坏一个样。全国的大学生，毕业时的工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会固定很长时间（因为当时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冻结状态）。没错，这当然是大锅饭，是平均主义。
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面，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景象。也就是说，就是在大锅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的同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明显存在的。
这个不平等存在于诸多的层面。首先，是特权的存在。杨奎松教授指出，当时的工资实行的是官阶差序标准，同时把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的分配等级。其级别的差距是很大的。而且，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这尤其体现在实物分配，特别是住房分配以及稀缺资源的配给和获得上。
其次，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 比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要高（平均约为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2.2）。在那个时候，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是低得可怜，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些列制度安排，城市居民和农民成为两种事实上的等级身份。
再次，在城市中干部和工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这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实物分配和社会福利上。比如，住房的分配和补贴、医疗待遇、子女教育和就业等等。而在农村内部，也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
因此可以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的社会；微观上是平均主义的，宏观上是不平等的；由个人视野感受到的是平均主义的，宏观数据展示出来的是高度不平等的。这也是人们心目中平均主义或平等印象形成的原因，因为更大范围的不平等是在你狭小的视野之外。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遍贫穷的存在，你可以看看哪个贫穷的国家是普遍贫穷的？往往越是贫困，其贫富差距越大。
将一个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的社会想象或感受为是共同贫穷的，会产生一系列有害的误导。首先，有些底层人会愤世嫉俗地想，与其贫富差别巨大，你富我贫，不如消灭富的，大家一起贫穷。实际上，共同贫穷比共同富裕还难以实现。共同贫穷的想象和追求，在结果上带来的往往是贫困基础上的两极分化。
更现实的误导是，改革方向的定位出现一定的偏差。从形成激励机制以促进经济发展来说，首先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无疑是应该的。但由于将改革前分配上的弊端简单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就只顾破除平均主义，而忽略了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已经有很大进展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理应同时解决平均主义和不平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通俗一点说，就是既要解决锅内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也要解决锅际的不平等问题。但由于当时的判断出现了偏颇，导致改革只强调了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只强调了拉开收入差别的必要性，而忽视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结果使这方面的问题不断积累，日益严重。
理论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有时甚至比想象的更残酷。如果我们将发展与贫富差距做个组合，也许可以形成下面的排列：经济较快发展+温和贫富差距、经济较快发展+贫富差距巨大、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贫富差距较小、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贫富差距巨大。如前面所指出的，其中第三种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有人期望，在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情况下，实现共同贫穷也好？可以不客气地说，您想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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