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投资界”）
人口，关乎未来。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一时间引起热议，大多数人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了？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背后，其实却包含着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重要问题，而且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首先，便是年轻人的经济状况。面对要供养的老人，以及越来越昂贵的房价、教育成本、育儿成本，再加上工作压力，行业竞争等问题。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迫在眉睫的年轻人自然对于结婚生子的概念并不感冒。
其次，随着社会的开放，自我意识的觉醒，新老观念也开始产生了冲突。新时期的年轻人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社会的开放。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思维。对于老一辈人的传统婚姻观念并不接受。而且年轻人很多都希望能够在一生之中寻求更高境界的追求，因此暂缓了对于家庭生活的追求。
但，年轻人并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想早生。
千亿级辅助生殖市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推迟至29.13岁，比2000年提高10.72%，且女性初婚、初育年龄持续提高。按此推算，2020年，中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已推迟至32岁左右。而根据联合国经济与人口司数据，2020年我国35岁以上育龄女性占比超过40%。
△中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
△中国及日本35岁以上育龄女性占比
晚婚晚育造成的一个重要危害是不孕不育。
临床上，夫妻生活在一起一年以上，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也没有怀孕的称为不孕不育症。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不孕不育症将被列入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后的 21 世纪人类三大疾病之一。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夫妇的不孕症患病率预计从2018年的16%，上升到2023年的18.2%。无独有偶，2021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生殖医学专家乔杰在《柳叶刀》上发表的 《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特邀重大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率从2007年的12%上升至2010年的15%，2020年上升到18%左右。
女性生育年龄与不孕有直接关系。根据《中国卫生统计》数据，我国女性30岁以下不孕率为9.3%，随着年龄增长，不孕率持续提升。30-34岁不孕率为15.5%，35-39岁不孕率为29.6%，40岁以上不孕率为 63.5%。
△中国女性生育年龄与不孕率情况
中国有约3亿对育龄夫妇，若按照16%不孕不育率计算，目前国内的不孕不育夫妇数已经超过4800万，相当于每7对夫妇就有1对不孕不育。
根据卫健委妇幼健康司信息显示，不孕不育患者中约70%-80%的患者可通过生活方式指导、心理疏导、药物治疗等干预措施获得妊娠，另有约20%的不孕不育夫妇需要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治疗。辅助生殖，几乎是这近千万夫妇实现生育梦想的唯一途径。
1978年，世界第一例IVF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1990年，中国大陆第一例IVF诞生，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辅助生殖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和IVF两类，其中人工授精的成功率约为20%，单周期价格约5000元，IVF的成功率约为50%，单周期价格约4万。截止2020年年底，中国辅助生殖服务总周期数为130.3万，其中IVF周期数为95.2万例，人工授精周期数为35.1万例。按价值量计算，约占辅助生殖95%市场份额，人工授精占5%。
美国的不孕率基本与中国一致，预计不孕率将由2018年的16.0%增加到2023年的17.9%。虽然中、美的不孕率数据接近同步发展，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的渗透率远低于美国：2020年，美国辅助生殖服务的渗透率达到31.2%，而中国同期的渗透率仅为7.9%。
△中国及美国不孕率情况
△中国及美国辅助生殖渗透率情况
由此可测算，国内现有辅助生殖服务市场约460亿，合理潜在市场空间超过千亿。
辅助生殖产业链及投资机会
从产业链角度划分，辅助生殖可以分为上游药械、中游服务平台，下游服务机构。
△辅助生殖产业链概况
下游市场格局分散，牌照壁垒极高，头部机构优势明显
辅助生殖中心牌照壁垒极高。我国辅助生殖牌照主要分为五类：夫精人工授精（AIH）、供精人工授精（AID）、第一代IVF（IVF-ET）、第二代IVF（ICSI）和第三代IVF（PGD/PGS）。五类辅助生殖牌照，需要按照顺序申请，审批难度逐级递增。其中，IVF牌照是辅助生殖最核心的资质，门槛高、含金量大。
整体市场较为分散，市场集中度低。截止2020年底，我国经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服务的医疗机构目前有 536家，近8年CAGR4.93%。平均每家机构服务周期数在 2600 多例。其中，公立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占比超过 90%，服务量占比在 95%以上。2021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并指出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随后，上海、河北、河南、天津、贵州、安徽、陕西、山西等多个省市发布了辅助生殖5年规划，预计全国各省市又将掀起一波辅助生殖中心建设的高潮。
下游辅助生殖机构属于重资产投入，一级市场投资机会较少，二级市场上仅有锦欣生殖是纯正的辅助生殖上市企业。此外，通策医疗、复星医药、国际医学、麦迪科技等上市公司通过收购切入辅助生殖赛道，但目前业务体量还较小。
中游主要是互联网+模式创新，帮助医院和患者提高效率，实现精准获客
公立医院从建档到胚胎移植，需要让患者前往医院 15 趟左右。在辅助生殖需求不断增加但辅助生殖机构在各个省市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互联网+辅助生殖”可以帮助缓解患者来回奔波、一线城市辅助生殖机构供不应求的现状，提升辅助生殖中心运营效率及质量。“互联网+辅助生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医疗机构互联网系统、医患沟通互联网系统。同时，中游“互联网+辅助生殖服务”的线上平台成为新兴的市场营销力量，这类平台往往是由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创立，旨在进行医学资源整合，专注不孕不育人群提供医疗助孕服务。通过线下医疗机构实体与线上互联网平台联动，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专业化服务。
△辅助生殖中游行业
互联网+辅助生殖，属于模式创新，轻资产投入，起步早，但赛道竞争激烈，主要投资机会集中在一级市场，但最好投模式跑通的头部企业，二级市场暂无此类上市企业。
上游药品、器械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程度非常低
辅助生殖的整个过程（包括人工授精和IVF），均需要对应的药物进行有效地支持。药品包括降调节、促排卵、诱发排卵、黄体支持等所需药物。其中，降调节药物市场基本由进口企业独享，促排卵药物、诱排卵药物及黄体支持类药物国产替代空间大。
△国内辅助生殖用药品种及市占率情况
辅助生殖治疗流程主要包括刺激卵巢、取卵取精、卵子冷冻、体外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筛选、胚胎冷冻以及胚胎植入等环节，各项服务需要配套医疗器械，主要包括辅助生殖用液（如精子梯度分离液、胚胎冷冻/解冻液、胚胎培养液、培养油等）、辅助生殖固体耗材、辅助生殖专用仪器设备等。以胚胎培养液为例，长期被Vitrolife（瑞典）、Life Global（美国）、SAGE（美国）、William A.COOK(澳大利亚)等国外公司所垄断，国内尚未实现零的突破。
△辅助生殖上游医疗器械竞争格局
从上游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辅助生殖药品80%以上依赖进口，辅助生殖全系辅助生殖培养用液几乎100%、实验室核心设备95%被进口垄断。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明，培养环境可以显著地改变胚胎的表观遗传学，进而影响子代的遗传基因发生改变。目前我国培养用液国产化率接近于0，意味着每年超过百万的胚胎都是在进口培养液中发育，存在极大的遗传安全性隐患。
此外，如果我国未掌握培养用液核心制造技术，拥有自己的国产品牌，一旦进口产品停止供应，中国下游的几百家辅助生殖中心将面临“胚胎断奶”的局面。因此，只有实现辅助生殖上游医疗器械产品的国产化，才能保证行业的自主发展。2020年的疫情就曾引起了辅助生殖培养液紧缺，导致国内辅助生殖行业陷入被动。
上游药品目前属于寡头垄断，研发周期长、创新机会少、国内成熟药企如丽珠集团、仙琚制药等优势明显，适合二级市场投资，一级市场投资机会较少。
器械、耗材及设备被进口高度垄断，至少需要3-5年研发周期，国内暂无成熟企业，二级市场投资机会较少，适合一级市场早期及成长期投资。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以及人们观念改变，辅助生殖正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和认可。据统计，1990年全球大约只有9.5万名IVF，2000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近100万，2020 年更是达到近1000万。目前，我国每年诞生的IVF数已超30万，近5年辅助生殖周期数复合增速超过16%。随着中国人口出生压力增加，全面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不仅为新生儿市场扩容，更是作为辅助生殖产业的催化剂。与此同时，整顿教培行业，调控地产，出台生育鼓励措施等举措亦为生育率恢复保驾护航。但晚婚晚育、少子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是难以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最后技术手段，辅助生殖技术对于那些迫切想生孩子的不孕不育夫妇来说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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