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学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也是全球最有名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和劳工经济学家,戈尔丁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性别经济学、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注重结合大量的经济史数据,通过过去的视角来解释现在,并探索当前关注问题的根源。


  戈尔丁最为人所知的是她关于美国经济中女性角色的历史研究。她在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文涉及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教育水平对女性婚后随夫姓的影响,以及妇女就业的新生命周期等。戈尔丁认为,生活中女性总是在不断地支付或多或少的“性别成本”,这源于女性被轻视的历史以及人们对女性错误的认识。

  戈尔丁2021年出版了新书——《职业与家庭:女性迈向平等的世纪历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她指出,传记集《美国知名女性传》(Notable American Women)记载的有孩子的女性不超过三成,女性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家庭或事业”。戈尔丁参考了大量的研究,追溯了1878年至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抉择家庭和工作问题上的变化史。她认为,如今男女工资差距并非出于女性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即同工不同酬),也非源于女性职位的选择偏差(即使女性的职业分布与男性相同,最多也只会消除三分之一的工资差),而是因为:出于家庭利益考虑后的自主选择,女性缩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戈尔丁在接受新书宣传采访时,谈到为什么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中国的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解放,女性越来越与男性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2020年,由于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戈尔丁获得经济学领域年度“引文桂冠奖”。“引文桂冠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普遍被认为达到“诺贝尔奖级别”,也有“诺奖风向标”之称。因此,戈尔丁也一直被认为是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艾丝特·杜芙若之后,最有实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为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女性的影响,《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专访了戈尔丁教授。大师智慧,值得倾听。

  《北大金融评论》:当前,美国正利用移民的方式解决国内的老龄化问题。您曾研究过日本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中日之间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基于您的研究,您认为中国对抗老龄化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克劳迪娅·戈尔丁:靠提高生育率来迅速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会快过老龄化降低的速度(而这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移民的确可以快速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抚养比。如果无法依靠移民的方式,中国就必须适应老龄化的转变(拥有更大比例的老年人口),并适当提高退休金领取(如果有的话)的年龄。  《北大金融评论》: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女性的寿命都比男性长。OECD国家中,男女预期寿命差距约为4至6年(日本为7年)。您在《XX>XY?:预期寿命中不断变化的女性优势》一文中指出,由于传染病得到控制,所有性别都会受益,但女性受益更大,所以女性寿命更长。在中国,女性要比男性早退休很多年,您是否认为这不合理?

  克劳迪娅·戈尔丁:我不确定这是否不合理,但可能不是必要的。通常,女性会嫁给大自己3-5岁的男性。因此,如果两人一起退休,女性的退休年龄会更早。美国的老年夫妇中,女性工作而男性退休与男性工作而女性退休的比例相当。我在《女性工作时间更长》一文的研究中发现,受过更多高等教育和拥有更高学位的女性的职业生涯可以持续更长时间,直到60岁甚至70岁。这些女性即使有能力退休,也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北大金融评论》:您觉得全球对抗老龄化影响做得最好的国家或政策是什么?

  克劳迪娅·戈尔丁:要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需要给定一些目标函数。事实上,人们可以从容老去(Age Well)并且所需的照顾会越来越少。例如,相比于百年前,今天70岁老人所需的照顾就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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